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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年时,他义无反顾地参加革命,却因反右不力被打成右派;60多岁时,他坐拥年创利税近200亿的红塔帝国,说话如“圣旨”,被尊称“老爷子”,后却因贪污罪被判无期徒刑;84岁,他再次成为拥有35万株冰糖橙的亿万富翁,但却始终摆脱不了曾经“烟草帝王”的阴影。这个曾被报告文学形容为像太阳一样灿烂的男人,淡然外表下的内心,似乎没有一个人能触碰到。

  烟草帝王带小甜味的烟叶

  1979年,刚刚摘掉右派帽子的褚时健被委任到濒临破产的玉溪卷烟厂。尽管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岁,但这个曾经扛过枪、当过干部、搞过企业、犯过“政治错误”的饱经风霜的“老人”,却在破败式的烟厂里,开启了大跃进式的革命。

  1986年,褚时健兼任了玉溪烟草公司经理和玉溪地区烟草专卖局局长,加上把农民的烟田变成烟厂的“第一车间”,他一手控制了产、供、销三个环节,并狠抓产品质量。

  “当时我们厂就直接从烟农那里进原料,我们的原料一出来,震动全国,美国人给我们鉴别质量,仓库门一打开,便能闻出味道不一样,烟叶的香气中还带点小甜味,这样的烟叶是高品质,他们就说我们占据全国75%的高档烟市场有道理。”褚时建2010年接受凤凰网杨锦麟专访时,回忆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时激动地说道。

  于是,红塔在这样的体制构建下开始“腾飞”。到九十年代中期,他已经“把一个地方小烟厂做成了亚洲第一,世界第五的烟草帝国”。固定资产从几千万元发展到70亿元,年创利税近200亿元。“红塔山”卷烟品牌无形资产被评估为332亿元。有中央领导甚至称它为“印钞工厂”。

  自此,褚时健成了中国的“烟草大王”,全国最红的国企红人。他的政治荣誉不胜枚举:云南省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优秀企业家、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等等。

  他甚至成为烟草行业的“教父”。某卷烟厂请到他去“传经送宝”,红地毯一直铺到厂外很远。他点石成金,大笔一挥就把你变成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得到他的批条,就等于发财。各路烟商、官员和干部子弟,各尽所能,演绎出种种生动的故事。他的女儿去广州,有多少辆小车在机场硬生生地等着,抢着接机。一位作家仅仅因为跟云南这一片辽阔的土地有点熟路,便有人想通过他跟褚时健搭上线。

  自此,“红塔帝国”的权力全部集中到塔尖——褚时健的话被形容为“圣旨”,重要的事情,尤其是批烟,全凭他的条子和电话。他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他身边人称他“老爷子”,其他人叫他“老板”。

  阶下囚因贪污罪被判无期徒刑

  1995年2月,一封来自河南三门峡的举报信,终结了这一神话。

  据1998年1月新华社报道,褚时健的“女儿共索要和接受3630万元人民币、100万元港币、30万美元,妻子及其他亲属共收受145.5万元人民币、8万美元、3万元港币及大量贵重物品”。褚时健本人,后来被司法指控贪污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最主要的情节是,他把巨额公款直接划到自己的名下,其中一笔是174万美元,另一笔1156万美元。

  但是,这个案子却在全社会引起了广泛的争议。

  据当时新华通讯社的报道,要“法办”褚时健,“有些人感情上接受不了。不少人认为,褚时健……功劳太大了,过与功相比,算不了什么”。“有些人思想上有顾虑:查办褚时健,会不会把企业查垮了,影响企业稳定,影响云南的经济发展、财政收入?”

  还是“中央纪委领导同志提出:对褚时健,‘过不掩功,功不抵过’”,为这个多少升华出了一点政治意味的经济案定了调。

  但是,在经过长达四年多的调查以后,对褚时健的量刑却颇费周章,当时强调的,不是“以法律为准绳”,而是“判决一定要经得住历史考验!”(主审法官语)。

  最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一份据说是十易其稿的、被称为“现代法律文书的典范”的长达8000字的判决书,宣布褚时健因巨额贪污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检察机关指控的一笔1156万美元贪污,“疑罪从无”,未作认定。

  而按当时中国对贪污犯罪的“判例”,褚案涉及金额已经数倍于死刑。在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褚时健宣判两个月后,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了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胡长清案的终审裁定:死刑立即执行。而这位江西省前副省长贪污受贿金额是人民币544.25万元,不明财产是人民币161.77万元,两项合计差不多褚时健被认定的一次贪污金额(174万美元)的一半。

  褚时健后来有如此供述:“当时新的总裁要来接任我。我想,新的总裁来接任我之后,我就得把签字权交出去了,我也苦了一辈子,不能就这样交签字权。我得为自己的将来想想,不能白苦。所以我决定私分了300多万美元,还对罗以军(褚时代的红塔集团总会计师)说,够了,这辈子都吃不完了。”

  因此,褚案引发了一个“59岁现象”,即官员“退休前捞一把”的讨论。

  可即便如此,到近年,已经有相当有话语地位的过来人表示,“他的问题其实没有那么严重”,他“被判重了”。一些媒体人士甚至用近乎诗一般地语言对他表示同情、惋惜和为他辩护。一位论者曾这样写道——

  1996年(褚时健被调查的第二年),美国可口可乐公司总裁的收入为885万美元,外加2500万美元购股权;迪斯尼公司总裁年收入是850万美元,外加1.96亿美元的购股权。如果按照同样的比例,红塔集团的销售总额距离世界500强并不遥远,作为红塔集团的最高管理者,褚时健所应得到的报酬要远远超过(法院认定的贪污和不明财产)174万美元。但是,他18年的收入加奖金不过80万人民币。他每为国家贡献17万自己才得到一块钱。

  民间如此,官方亦然,2008年的最后一天,云南当地媒体发布的“改革开放30年影响云南30人物”中,褚时健排名第5。

  而且,还有一个细节颇值玩味。据财经作家苏小和表述,褚时健没有独吞贪污款。他是非常自觉地将资财分给了与他戎马生涯的兄弟们。红塔集团总会计师罗以军这样回忆私分300万美元时的情景:“褚时健对副厂长和总会计师等人说,弟兄们辛苦一场,现在有点外汇分给你们。开始时我们也觉得有些不妥,但多年来已习惯了他的威信,他的话就是圣旨。”

  褚橙王84岁再成亿万富翁

  2002年,保外就医的褚时健承包了一片2400亩的荒山,种起了橙子,而这一年他已经70多岁。但10年后,2400亩“雷响地”,已经成为拥有35万株冰糖橙,固定资产8000万元,年利润3000万元,拥有完备道路规划和水利设施的现代农业示范基地,84岁的褚时健则再次成为亿万富翁。

  但在舆论界,关于冰糖橙事业的资金来源及经营,很少有人关注。人们更热衷的是,褚时健为什么选择种橙?对当年的判刑,现在内心的真实想法是什么?

  关于种橙的理由,媒体报道的有这样几种:一是,身体原因,“闲下来,就不行了”。据褚时健表述,2001年刚保外就医的时候,他的糖尿病很严重,头眩晕,虽然坐牢只有一年多,但对身体影响太大,“如果闲下来,我身体肯定不行了。”;二是,心里不平衡。“现在的国企老总一年收入几百万、上千万,我也不想晚年过得太穷困。另外,我70多岁出监狱,总得找点事做,让生活充实点。”他说;三是,否定“烟王”是靠政策论。老伴马静芬说:“以前社会上有很多人说,你褚时健搞烟厂搞得那么好,那是因为政策好,云南烟得天独厚,烟厂交给挑扁担的都成。他做果园,就是想否定这个。”

  1996年,对于褚时健来说,是他人生中最为艰难的时候。1995年被人举报贪污后,此时褚时健的女儿褚映群和老伴儿马静芬已经被关在洛阳监狱。也是这一年,他唯一的姑娘褚映群在狱中自杀,听到消息的褚时健潸然泪下。律师马军说,那一年的中秋节,他一个人蜷缩在办公室,盖着一条毯子看着电视,悲凉得很。

  这一段“最悲情”的人生当然也是很多媒体特别愿意浓墨重彩地一部分,于是有机会接近褚老的记者们也是不遗余力地探究着老人家隐秘而又苍凉的内心世界,包括言语与细节。

  言语中,流露的是淡然。褚说,“今天重新过来说,(当初)不应该那样。但有些事情要实事求是。有时候我们省委书记、省长碰到我,说北京的一些人也经常来问老褚身体怎么样?我就说只要他们心里明白就得了。”

  “玉溪老百姓一直到现在对我们都很好,这对我也是一种安慰。当初调查组找老百姓座谈,想看看民间的反应,玉溪的老百姓就说“他拿了你们多少钱?我们凑给你嘛。”我也觉得很宽慰了,我所做的事情他们更理解一些。”

  细节中,有隐约的愤懑。南方人物周刊曾在文中提到这样一个情景,褚时健回述起参加毛主席追悼会时,竟突然失控地发笑,妻子马静芬为遏制他的笑,甚至将褚的胳膊掐出血来。后来,褚在回应笑的原因说:我当时想,他妈的,一切该结束了!

  在橙园的管理中,褚时建习惯控制每个环节,就像当年做烟厂一样。如今,年纪大了,褚必定要做的是每个月月底27~30日,在果园签字发工资,而曾经当“烟王”时,最具权威性的事也是批条子。

  如果时间再过久一点,褚老也许只能在橙园里坐一坐,望一望。晨光晴好,云雾散尽,密密匝匝地如绿墨般地橙叶,簇拥着白色的橙花,还有一个驼背、瘦削、安静地老头。就如米沃什的诗《礼物》所述:

  如此幸福的一天。

  雾一早就散了,我在花园里干活。

  蜂鸟停在忍冬花上。

  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我想占有。

  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值得我羡慕。

  任何我曾遭受的不幸,我都已忘记。

  想到故我今我同为一人并不使我难为情。

  在我身上没有痛苦。

  直起腰来,我望见蓝色的大海和帆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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